也许这不是一个好办法，但是在一套房20万的团结税和崇祯皇帝的办法之间，汉人总要选一条。
如果汉人男性想买一套总价在250万的房产，那么他需要付出的团结税就高达50万。
谁知道五十万是多少钱呢？
整整一马车都装不下！
五十万的面包，和五十万必须要交给反贼的“团结税”，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？
犹太人给德国人卖五十万的面包，可是反贼也给汉人男性卖五十万的“原罪税”，到底哪里不一样了？
每个汉人男性，生下来就欠了反贼五十万的“团结税”，生育率怎么会不完蛋呢？
如果帝国越是普世，汉人男性的痛苦就越是深重。
那么汉人男性，到底为何要为这样的帝国卖命？
唯恐自己头上的“老爷”不多？
政权高层才需要考虑自己的普世利益，因为哪怕民族完蛋了，他们也能跑，而底层汉人只需要考虑生存。
如今有愿意献祭自己全族也要为政权流血流汗的贱人民族，那么他们也就活该灭亡。
嘲笑五十万的面包，但是对于自己同胞（主要是汉人男性）要缴纳的五十万“原罪税”视而不见，幽默的成分很高。
唐太宗李世民是团劫史观最早的践行者。不过后来在残酷现实面前又被他自己推翻了。
贞观三年，曾经强横无比的东突厥帝国，被大唐一战攻灭，颉利可汗战败俘虏。大唐强盛的国力，就如同不可逾越的高山一般，使得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尊称唐太宗为“天可汗”。万国来朝的盛景，让唐太宗有点飘飘然了。一度相信自己真的拥有多重身份，不仅是中原人的皇帝，还是草原民族共同的可汗。
“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，上曰：“我为大唐天子，又下行可汗事乎？”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。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，皆称天可汗。”——《资治通鉴卷一九三》
也就是在这种美好的期许下：唐太宗说出了那段著名的团劫壬话术：
“自古皆贵中华，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。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。此五者，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。”
随后，在如何解决东突厥归降的几十万部众的问题上，朝堂大臣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
魏征激烈反对收附这些突厥降众，主张找个机会将他们全部消灭。
“以中国之租赋，供积恶之凶虏，其众益多，非中国之利也。”
不用想，这么狭隘极端的思想当然遭到了正处于大格局美梦中的唐太宗否决，魏征无奈又据理力争：
“突厥世为寇盗，百姓之仇也；今幸而破亡，陛下以其降附，不忍尽杀，宜纵之使还故土，不可留之中国。永嘉之祸，殷鉴不远也。”
翻译过来就是：突厥世代都是强盗贼寇，是中原百姓的仇人，如今我们幸运地消灭了他们的国家，陛下既然不忍心杀掉他们，那就让他们回到故土，起码不能让他们留在中国。当年西晋允许胡人内迁，最后胡人势力壮大趁西晋内乱之时自立，爆发永嘉之乱，致使中原沦丧于胡人之手数百年。其教训不可谓不惨痛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