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旁的大臣捧来《大诰》的手微微一抖：“陛下，张载之法虽迂，却暗合《孟子》井田遗意……”
“呵呵！”朱元璋忽然抓起案头沾着血渍的《逆臣录》，重重按在张载试验田的画面上，“知道咱为何要剥贪官的皮吗？就因为天下张载、王安石太少，蔡京太多！”
他起身走向殿外暴雨，忽又回头：“传旨各府，今秋祭孔时——把张载的牌位抬进配享殿。咱要让天下书生知道，宁做泥腿子圣贤，不当金銮殿酷吏！”
【看一个人的执着和毅力，不应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，而要看他饱受挫折之后的表现。
张载在仕途上并不如意，这跟他的理想追求有所出入——他不是那种只躲在书斋讲学传道之人，他的终极追求是，他苦读、冥想、彻悟得来的东西，要有利于百姓。
在他眼里，“利于民则可谓利，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”，对百姓有好处，这才是意义所在，对自己有好处，甚至对国家有好处，都意义不大。
但他一生得不到更大的机会去实践和推行他的理念。只能在自己当官或者讲学的地方，一点一滴去做。
他没有抱怨，没有放弃，在重建社会秩序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。
他的一些弟子正是得到他毕生力行的真传，陆续开始做乡规民约的工作，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士大夫。
张载的思想很深邃，但落脚点很细微。格局高远，又很接地气。
听到他这些乡村治理的事迹，你可能很难想象，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探索宇宙本体的基础上形成的，并被誉为北宋诸儒中“对儒学真能登堂入室并能发展出一个新系统”的大师。
当时历史上的“北宋五子”，即邵雍、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这五个思想界的大师以及整个北宋社会面临的思想困境。
那就是佛教和道教分别构建了一套解释世界和万物的系统，在中华文化圈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而儒家在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，像是遭到了降维打击。
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，用他们的说法叫“道丧千年不得传”，至晚在西汉以后，儒家的理论发展就停滞了，大量的学者在对儒家经典做训诂解释的工作，在思想上不断重复孔孟之说。
好不容易到公元8世纪出了一个韩愈，在思想上“反佛”，结果，由于儒家思想资源有限，在辩论深度上连他的学生都坦言难以为老师护短。】
韩愈：“终于！天幕上的后人理解老夫了吗？”
这么多年熬过去了，老夫的苦心终于是有人理解了。
作为一个传统的华夏中土王朝的士大夫，还是其集大成者，韩愈这样的人是不会坐视本土学术落寞的，但面对道佛这样宗教势力的主流性和庞大信徒，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儒学是很难和他们竞争的。
但韩愈却依然在努力的做着拯救儒学的工作。
韩愈默默的念叨着，“难道这唐宋八大家就是拯救儒学的八大家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