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城外的东坡，毕竟是官地，总归还是要担心被官府收回。
为了一家人的温饱，他前往沙湖准备购买一块自己的土地。去沙湖的路上，下雨了。就着大雨淋漓的环境下，苏轼写了一首词，并再次被千古传诵。
现代一位著名的学者《唐五代两宋词简析》中对这件事和这首词是这样评价的：
“东坡时在黄州，此词乃写途中遇雨之事。中途遇雨，事极寻常，东坡却能于此寻常事故中写出其平生学养。盖有学养之人，随时随地，皆能表现出忧乐两忘之胸怀。东坡一生政治上之遭遇，极为波动，然而思想行为不因此而有所改变，反而愈遭挫折，愈见刚强，挫折越大，声誉越高。此非可悻致者，必平日有修养，临事能坚定，然后可得此效果也。”
而这首词，就是苏东坡时期著名的《定风波》：
“三月七日，沙湖道中遇雨。雨具先去，同行皆狼狈，余独不觉。已而遂晴，故作此词。
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。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
这是苏东坡在黄州五年间，他自我突围的一个政治宣言，他告诉世人，他自我突破出来了，实现了自我超越。
假若他不曾遭遇“乌台诗案”，假若他不曾躬耕东坡，心境必然大大不同。】
“于简朴中见深意，于寻常处生奇景，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！”欧阳修毫无掩饰自己欣赏之意，他为苏轼能在困境中不倒，仍保持着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而称赞。
“这就是老夫看好的年轻人啊！大宋未来，不！未来的诸夏都会传颂他的名字！”
南宋鹅湖
稼轩先生本人是很喜欢豪放派的诗词的，因为他本人也是。
“东坡居士这一首《定风波》将范文正公所有的‘不以物喜，不因己悲’的精神演绎的淋漓尽致，全词简单且寥寥数十字，却能让读者由心的被他所影响，当初老夫初读的时候，也忽觉得世间万事不过寥寥，只管向前去！”
朱熹点点顿首好友的话语，“仕途不可学苏子瞻，可人生心态可学苏东坡！”
【当一个丰盈的生命与一片博大的土地相遇，必然会演绎出最完美的历史传奇。
宋代不是隐逸的时代，知识分子在宋代面对了一个空前广阔的政治舞台。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。北宋最优秀的士大夫始终都知道要约束皇帝，要帮助皇帝成为圣君。
当年初入汴京，苏东坡无意于词的创作，在当时的他看来，唯有帮助圣上成为明君的策论，才是文章的正道。他对王安石变法、对科举改革有一些独特认识，想让皇帝接受，以此来改造这个世界。
当苏东坡外放杭州后，开始了词的创作。他逐渐意识到，与策论不同，词不为朝廷，也不为帝王而写，而是为心，为一个人最真实的存在而写。
词原本不是文章的一种体式，而是唱歌的歌词，把文字填到乐谱中。当时，词坛最活跃的是柳永，“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冷落清秋节。”，“凡有井水处，即能歌柳词”。柳永的词被广为传唱。
在苏东坡之前，词一直被正统文坛轻视，到了苏东坡这里，词才真正的与诗一样，成为言志与载道的文学形式。
苏东坡用歌词来写自己的内心的理想之意，用作诗的方式来写词。他抛弃了代言体，使用了“我”字。
豁达跃然于字里行间。苏东坡停下匆匆的脚步，在惊涛拍岸的赤壁前，露出久违的笑容。
《吹剑续录》记载，苏东坡在玉堂，有幕士善讴，就问幕士：
“我词比柳七何如？”
幕士回答他：“柳郎中词，只合十七八女孩儿，执红牙板，歌‘杨柳岸晓风残月’。学士词，须关西大汉，执铁板，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
李清照评价苏东坡的词“不协音律”，但正是这种自由洒脱使得苏东坡的词不为时空所阻。
历经了世事变迁，苏东坡的词仍旧能保持一份自由天真，在豪迈的词句里仍然埋藏着“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了”这样的细腻之笔。
他可以写历史，如《念奴娇》，可以写兄弟之情，如《水调歌头》，可以写夫妻之情，如《江城子》。他改变了词的题材，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入词。
人们喜欢苏东坡的真，在得意时与民同乐，在落魄时仍怡然自得，对生活充满了爱和眷念，会发现生活。
毕竟，哪一位大文人、正经的士大夫会写出《猪肉颂》这样的作品来呢？
“净洗铛，少著水，柴头罨烟焰不起。待他自熟莫催他，火候足时他自美。黄州好猪肉，价贱如泥土。贵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，早晨起来打两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